其實可以來談一下文明，但其實我不覺得用某一種線性進程的觀點回頭來批判中國社會不文明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一、文明一半的公廁
先從鄉村的公廁開始說吧。事實上如果你今天住的是「真正」的北京胡同的話（我說的「真正的」指的不是那種裝修過的飯館咖啡店與客棧，而是當地人月租給你的生活空間），是的，南鑼鼓巷的胡同裡有房間出租，一個月一千七百塊人民幣，有淋浴間但沒有廁所。因此如果你要上廁所，就要跑到外面的公廁上。換句話說，過去住在北京胡同裡的人們，家裡都是沒有廁所的；上廁所必須去附近的公廁上。
然而，北京的公廁是有門的，但是鄉村的公廁不一定有門。但你必須明白，那是鄉村，一村一區不就幾百人，鄉民們也不會全部擠在同一個時間點一起去上廁所。但如果是觀光景點的話，那就會變得有點...神奇；你在這角落尿尿，有人就在你旁邊蹲著大便。老實說，我還沒有跟誰這麼親密過。大概只有陌生人才能一起拉屎吧，我沒辦法想像我跟我無論多親密的朋友在同一空間蹲著大便（但話說回來，如果是因為一起大便而發展出來的友誼，可能會是一個例外吧）。尤其是在自然景點的公廁，沒有馬桶；公廁是建在一個斜坡上，架高。廁所內就是一個中空的長方形的洞，人們脫了褲子、跨在這洞上，排泄物就拉在洞裡面、堆在洞下方坡上，回歸自然。
這其實就是隨地小便的概念，只是是一種「稍微比較文明」的、集體的、被規定的、稍稍有些遮蔽物的便解的概念。這對我來說是很 okay 的，但這會因為我是男生的關係嗎？畢竟哪個男生沒有隨地小便過？只是這種「文明一半」的集體大小便場所我比較少體驗到。可是女生呢？這樣的空間難道對女生不會不友善嗎？
二、文明底下的性別歧視
可是我這樣的想法是對的嗎？我憑什麼說男生跟女生有這樣的差異？女生不能隨地小便嗎？女生在生理上比較不方便隨地小便嗎？在廁所文明還沒發展的那些年代，在五千年前、甚至一萬年前，女性難道不隨地小便嗎？然後我才知道我其實就是個現代文明社會建構出來的性別歧視者（sexist）。當我想到這樣半文明的公廁對女性可能不友善時，我所想到的是，女生這樣上廁所難道不會太「難堪」了嗎？
為什麼「難堪」呢？因為我預設了（更確切的說，是「到達某種文明高度的現代社會」預設了）女性在社會中（尤其是勞動力充足的社會裡），通常都被當做「性化」的婚姻市場商品。所以女性都要（被）打扮得乾淨、漂亮、整齊、白晰、亮麗、貞潔、宛如處子，並符合該社會的「美」的標準，如此一來才能增加她的商品價值、才能在婚姻市場中找到合適的買家（商品交換者）。只挖了一個洞的公廁，實在是太不符合女性商品的包裝意象了（也就是乾淨、處子、貞潔）。試想：一個從小使用自己獨立私人衛浴的女生，跟一個從小跟全村的人共用廁所的女生，在婚姻市場上，哪一個人會有比較高的價值？
傳統的維吾爾族可以是一個好的例子。傳統上，維族人的房子是兩層的平房，女生在結婚前被規定一定只能待在二樓的房間裡，不準下樓、不準讓家人以外的其他男生看到。你可能會問：結婚前都不準下樓嗎？時間會不會太長了一點？其實不會，傳統上吾爾族的女生九歲就可以結婚了。那這九年的時間都在房間裡幹嘛呢？學習囉，學習各種做為妻子所必須會做的家務勞動技術。我要說的是，在傳統維吾爾村莊裡，未嫁的女生讓都不讓村子裡的其他男人看了，更不用說跟其他人共用公廁。這就是我說的女性被性化後的婚姻市場交換狀態，以及這樣的邏輯所延伸出來的特殊文化。（延伸思考一下：那麼就公廁文化來看，我們可以說傳統維吾爾村莊比起北京胡同來得文明嗎？這當然是有問題的吧；這也是為什麼我一開始就說「用某一種線性進程的觀點回頭來說中國社會不文明」是一件很沒有意義的事。）
（另外，為什麼是勞動力充足的社會呢？因為在勞動力不充足的社會裡，女性跟男性一樣，比較會被當作一般勞動力而使用。那為什麼勞動力充足後會有這樣的社會變化呢？當人們滿足了基本生理需求能吃得飽、穿得暖、睡得好之後，大家開始會追求什麼呢？心理上的自我肯定嗎？透過追求價值、追求權力，來達到心理上的自我肯定嗎？於是社會階層、社會價值就此展開嗎？）
三、「文明」的本質：「管理」與「掩飾」
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文明」、「排泄」、「性」、「隱私（掩飾）」，是如何緊密的相互作用。
在現代社會裡，「性」是要被管理的，因為婚姻關係可以做為一種商品交換關係；它不僅是勞動力的區分（男主外女主內）與交換（單一性別較多的家庭可以透過婚姻交換其他的勞動性別），也是「價值」的建構與交換，也可以是家庭與家庭之間（甚至部落與部落、國與國之間）的結盟方式。所以「性」就如同財產，必須要有排他性及私有性，才能有交換與價值建構的可能。而「性」如果要有排他性，那自然就必須有隱私性了。
相反的，「排泄」無法做為社會商品，因此不那麼地需要隱私性。我認為排泄的隱私需求來自有二。第一、它其實是來自於「性」的隱私性。因為排泄器官就是性器官，隱私了性器官其實就是隱私了排泄器官。
另外一種排泄的隱私需求，則是來自文明的本質。什麼是文明呢？文明是一種掩飾，也因此是一種否定（否定掉「必須掩飾的事物」），透過這樣的否定與掩飾來建立價值、肯定與認同，甚至達到愉悅與滿足。它的背後是一種「好」（喜歡）、「惡」（厭惡）區分，但不管是好是惡其實都是源自人類自身。排泄物、廢棄物、真實的慾望與情緒，雖然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但被認為是不好的、混亂的，也因此是被否定的、需要被管理的、需要被掩飾的。掩飾的好、管理的好就是文明；掩飾的不好、管理的不好，就是不文明。所以排泄物必須被管理與掩飾（所以我們有廁所與下水道系統；我們不被允許隨地便溺與吐痰）、廢棄物與垃圾必須被管理與掩飾（所以我們有垃圾桶與垃圾掩埋場）、甚至我們維持生活所需的殺戮也必須被管理與掩飾（所以我們有廚房與餐廳）；性必須管理與掩飾、負面的情緒也必須管理與掩飾；甚至當代的奴隸制也必須要管理與掩飾。這些管理與掩飾，在集體生活裡更有其必要性。
總之，我把「文明」當作是一種管理與掩飾，把「現代文明」當作是一個特有的、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屬於都會的特殊規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中國社會並不是那麼文明，或是，用另一個角度來說，中國社會覺得自己並不文明，也因此必須特別地要求民眾「要文明」、要有「素質」。因為中國社會裡特一些狀況，並沒有被好好的掩飾；或是說，沒有用「一般現代文明社會」裡慣用的方式與技術去加以掩飾。就連「權力」的操作，也沒有好好地去管理與掩飾。
這也就是為什麼當看到那些直白的廣告與標語（例如「相遇」茶店）時，我們會覺得有趣、好笑，因為它們太直白了，它們沒有經過掩飾；它們太直接了，它們並不是我們自己社會裡會做、會使用的方式。對，你可以說它不文明，但是你必須提醒自己什麼是文明。文明是一種控制與管理；當你發笑的時候，其實你是在被控制與管理的。
四、浣熊的故事
我並不是說中國不文明；也就是說，那不代表中國沒有古文明、或是古中國沒有文明。而是：「現代文明」是一個特殊概念；是的，古中國也有文明（也有掩飾與管理），但是「現代文明」是一種「現代化」而且「民族化」的概念。你可以想像徐四金（Patrick Süskind）所描寫的 1738 年的巴黎仍是臭味四溢的大型都會（相信我，現在已經好很多了），它必定不能符合「現代文明」的標準。事實是，文明（管理與掩飾）的技術與概念會隨著時空的不同而有異；在過去只要上層社會能發展管理與掩飾的技術我們都願意稱為（古）文明，但現在我們會要求即使是「一般人」的生活也能被管理與掩飾。它是被「民族化」的。
那麼，為什麼現代中國裡不（能）文明（掩飾）呢？是沒有技術？還是技術跟其他社會不一樣？還是覺得不需要掩飾？覺得這樣就可以了呢？
其實可以先來貼一下我之前說的一個浣熊的故事。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825101711675
我所思考的一個可能性是，如果那些隨地吐痰、隨地扔垃圾、甚至隨地便溺的人，其實就是浣熊呢？如果，現代文明之於中國社會，就如同現代文明之於浣熊呢？如果這些人對於自身的排泄物與廢棄物的看法，或是對於該怎麼處理這些排泄物與廢棄物的方法，或是，更上層一點來說，對於人跟自然之間關係的理解，與我們所謂的、有著一套特殊思考模式的「文明人」，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呢？
他們或許覺得自已的排泄物與廢棄物「本來」就是可以回歸自然的。而事實上在過去本來就是這樣；一直到塑膠製品被發明出來以前，大部分人們的排泄物與廢棄物都是可以回歸自然的。他們可能不知道這些現代垃圾很難被分解，於是，便依照原本的生活習慣，將廢棄物丟在自家後院或自家門口，即便發出奇怪的臭味也不以為意，因為廢棄物有味道也是「很正常」的事；即使是能自然分解的排泄物與廢棄物本來也會有味道。但是，沒有一個正常的文明人會將排泄物與廢棄物直接丟在後院或門口。
也是會有知道「這些廢棄物很難被分解」的人，但我想即使他們知道，他們也很難「真正理解」。塑膠的分解需要五百年甚至一千年的時間；但是五百年、一千年是什麼概念？人類從什麼時候才能思考理解五百年、一千年這樣的時間概念（或是認為五百、一千年是有「意義」的時間概念？）未來佛（彌勒佛）將在五十億年後到來；我們現在能理解五十億年的這樣的時間概念嗎？五十億年對現在的我們是有意義的嗎？
空間也是。過去的人們跟現在的人們對於空間的理解並不一樣。在過去，有意義的空間概念可能就是一個村、或是幾個村落聚集在一起的一個區域。過去人們只知道世界很大，那樣大的概念甚至是可以是無限的（現在人們知道這世界是有限的），而單單一個人的排泄物與廢棄物在「無限的空間」裡可以是沒有意義的。美國、俄羅斯與其他國家至今仍不斷地在地球外軌道（也就是我們自己家門口）丟棄太空垃圾（像是廢用的衛星、航空站等），為什麼？因為宇宙對我們來說過於巨大、是無限的。在無限的空間裡丟一些廢棄物是沒有關係的。
在過去，對人們來說有意義的人也不過就村裡幾個人，大不了就是這一區的人，頂多再遇到幾位固定來訪的外地旅人。兩百萬人的都會是什麼概念？兩千萬人的國家是什麼概念？13 億人口是什麼樣的概念？72 億人口又是什麼樣的概念？我要說的是，「村裡幾百人的排泄物與廢棄物與無限世界」的理解，跟「全球72億人與有限的地球空間」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理解「一個人做事所造成的後果」跟理解「全球72億人都做同一件事所造成的後果」是不一樣的。
當然也有人與「現代文明」人有著同樣的理解，但仍然並不是很在意、仍然隨地棄置排泄物與廢棄物。那這又如何可能解釋呢？可能的解釋太多了：這樣的人可能貪圖方便，或是意識到「文明」其實是一種規訓與管理方式，而為了要展現自身權力而故意去違反這些所謂的文明規定（拒絕被規訓）。當然，談到插隊的話，還有可能有經濟上的誘因：黃牛插隊買票再轉賣是能獲取利潤的。這三個可能其實都有旅行故事可以說，但先省略好了。
五、「敬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與「別讓嫦娥笑我們髒」
我們可以進一步來分析「現代文明」在中國大陸與在台灣的不同作用方式。在北京的地鐵裡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呼籲：「敬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請讓座給有需要的乘客（有點忘了第二句是不是這樣）」。沒錯，這就是文明的建構與規訓，但我訝異的是，即使是這樣一個日常的行為與態度，它還是把「中華民族」搬了出來，好像再也沒有其他的論述方式能讓民眾們遵守這一套很慣常的都會禮儀。
或許台灣也曾有過那樣的時期（但我不是很確定在這方面兩個社會的進展是不是如此相似而少差異性），例如過去在中秋節左右時會播放的一個很熱門的廣告台詞：「別讓嫦娥笑我們髒。」
這是可以拿來比較的嗎？如果我說：這句台詞訴求的也是一種「反身性的要求」：嫦娥是外國人（月球移民）、女性、社會地位高（仙女），所以我們規訓自己、讓自己守規則，是為了不讓「社會文化地位高的外國人」嘲笑我們。我們並沒有直接說我們是中華民族，而是讓那個「主體」空著、讓人們可以自行填入主體身份（可以填中國人或是台灣人；只是在八O、九O年代時空背景下，大部份的台灣民眾還是會自主地填進「中華民族」吧）。
這樣說來，重點或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不用直接」明說，而在今日的北京，地鐵裡的廣播卻「直接明白」地搬出「中華民族」這張大旗？是因為，現在的中國大陸還是相對封閉、與西方社會接觸其實並不是那麼頻繁，所以不能「直接」用一個「社會文化地位高的外國人」的視角做為訴求，而是必須繞一圈、用「中華民族」的名義來做論述嗎？（即便是在事實上，「中華民族」這個參照標準也是經由對「外國他者」的想像來建構的。）
還是，因為中國市場太大了，所以它可以根本不去搭理西方社會？我的意思是說，在中國裡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可以完全與西方世界脫節的；中國有自己的交友網站、視頻網站，而這些網站很少有中國以外的使用者。當然，是會有有興趣的人主動去找、分享外國資訊，但是在我的觀察當中大部分的內容還是以日常生活的小確幸為主（台灣其實也愛小確幸、比較少人真的關心政治），而且大多數的人接觸的都是第二手的、編譯或解釋過的訊息。重點是，因為大多數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不會接觸到外國人或外國資訊，又怎麼可能在乎外國人的看法、以外國人的視角來反身性的要求自己的禮儀呢？
還是，因為中國本身對「西方現代性發展」具有「敵意」，所以中國不能真的、直接的用西方標準做為教化自己禮儀的標準，而是必須要建構自已的一套「中華民族」的論述，來要求民眾符合一個現代都會裡的生活規範？
又或者，我們可以把嫦娥的「外國性」拿掉，直接說「嫦娥就是一個社會與文化地位高的中國人，我們這些『平民』要好好的守禮儀，別讓『社會與文化地位高的人們』笑我們骯髒」。這樣的分析強調的是社會文化階級，也就是說，一般人的所看到、所認同的是上層社會的文化（也就是覺得「我有這樣的禮儀，我也就是上層社會的一份子」）。然而，同樣的，在北京的社會裡，至少在目前這樣的規訓方式似乎是不如「中華民族」論述的效果來得大。為什麼呢？是因為中國社會裡（因為過去激進的階級革命的關係）上層的社會階級已經失去那樣的符號與文化權力了嗎？還是說，就連上層階級也都還沒有發展出一套適用於當代都會生活的禮儀標準？是說因為他們太過上層了，因此他們不需要擠地鐵、排隊購物？還是說他們就是還沒有發展？
什麼是「他們就是還沒有發展」呢？舉一個例子來說好了，在北京遇到了一個在時尚產業裡工作的學姐，她說她觀察到北京的時尚在一開始時是由奢侈品的消費裡發展出來的（現在則是網路紅人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簡言之，其實是有可能經過激進的階級鬥爭之後，上層階級重新洗牌，讓一種理論上的上層階級文化與生活態度出現斷層而無法延續，也無法成為底層民眾的行為準則。所以這裡使用的是「中華民族」論述。
六、當機上服務員在賣公仔時，大家在看報紙
但是「中華民族」論述真的有用嗎？可能對一些人有用，可能對一些人沒用；就像是我不會去否認有那種真正反身性地將自己認同為都市文明的人的存在。
我用一個例子來描述「中華民族」論述的運作狀態吧。那天我從哈爾濱飛到西安，就在已接近目的地、乘客已都用過餐，大家正準備休息一下再出發時，一位空姐透過廣播系統跟大家說：「各位貴賓，很抱歉打擾您的休息」（是啊，這的確是一種打擾）「但是我想在這裡以愉快及感激的心情，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們航空公司裡發生的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故事主角是小武與小愛（這當然必須是異性戀故事），他們兩位都是空服員，因為一起工作，日久生情，但也歷經波折，終於在某一天（恰巧是該航空公司新建某一條國內航線的日子）告白，然後在某一天（也恰巧是該航空公司新闢某條國際航線的日子）結婚。結婚的證婚人還是某位航空公司的資深機師。「這裡，為了讓大家分享小武與小愛的愛的喜悅，我們航空公司特別製作了證婚人機師的公仔，一隻只要人民幣 182 元，買回去不僅為小武與小愛的愛情見證，更能讓自己的愛情更加順利！」喔，原來是要賣公仔。可是為什麼不是賣小武跟小愛的公仔，而是證婚人的？此時空姐繼續廣播：「當然，我們也有小武與小愛的公仔，但是他們兩個是不分開賣的，他們要一起白頭偕老不能被拆開，兩隻是 256 元。」
在一開始、在還沒提到公仔時，你其實不會馬上否定小武與小愛故事的真實性，畢竟那位空姐真的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講這個故事。
我會說航空公司的這一段劇碼其實是一種「制度性暴力」：它強迫所有的人在那一段時間聽它推銷自家產品，而且是很爛的產品。那一段廣播跟乘客的安全與飛行什麼的，完全沒有關係。於是接下來要問的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制度性暴力？以及，一般人是如何面對與反應這樣的制度性暴力？
事實是，所有的人都沒什麼反應；他們就只是繼續做自己的事，看報的看報、看影片的看影片、聊天的繼續聊天、教育小孩的繼續教育小孩。
這或許就是大部分的北京乘客，或是大部分的中國人，在面對官方論述，不論是「中華民族」、「社會主義」、「中國夢」時，擁有的反應。他們聽，但不一定相信，也不一定真的遵守；即使表面上看起來遵守了，也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理由。
七、再大聲一點點，我就會點頭
再回到我在談浣熊故事前所提的那些問題吧；這次用當權者的角度來思考一下。如果「文明」在本質上是一種掩飾，那麼，文明底下的「權力操作」，自然也是要被掩飾的（像是掩飾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掩飾當代奴隸制度的存在，等等）。這樣等掩飾是有其相關技術的，但我們常可以發現中國社會裡這些權力的操作並沒有掩飾地很好。非常直接的店名（「相遇」茶店）、在飛機上賣公仔、「社會主義」與「中國夢」或許都可以是例子。而我之前所列的幾個因素其實都有可能：權力操作者可能還不習慣使用符號權力時的技術、或他們可能暗暗地覺得沒有必要去掌握那樣的技術。
為什麼沒有必要呢？飛機上賣公仔是一個例子：正因為航空公司已經壟斷了話語權，所以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執行我所說的制度性暴力、強迫乘客們聽小武小愛的愛情故事。在這一層面上，大家只能接受了。但在另一個層面上，大家得以反抗：大家可以無視、可以拒絕購買。
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兩種權力的作用：一種是更實質的（航空公司擁有這架飛機、擁有廣播系統），另一種是更符號的（航空公司用一個故事、用一個道德價值，來要求顧客購買商品）。在一般的情形下，這兩種權力是緊密結合的；但在我所觀察的中國社會中，很多時候它是「被意識」到是分開的。
我要說的是，在大部分的時候，人們的行為是同時依照這兩種權力操作的。但是，在一些脈絡下，「道德符號權力」的運作，是可以被「當下」的「實質權力操作」所犧牲掉。這裡我想解釋的是，為什麼大部分的人都會遵守道德符號的規定而排隊買票時，看到有人插入自己的隊伍裡，自己不願意為了自己的權益而去批評那個插隊的人。因為插隊的人 somehow 握有那個當下的「實質權力」，也就是說，那個人在那個「當下」正在實行「暴力」。然後，因為擔心麻煩、擔心衝突等等之類的原因，就會想說算了，讓他插隊吧。
也因此，在這樣的社會中，有時候一點點的暴力，可以是很有效用的。也因此，大家習慣講話比較大聲。因為有時候大聲一點，是會有效果的。
八、おはようーお元気ですか？
最後我想要思考的是，我的位置是什麼？如果我把「文明」當作是一種管理與掩飾，如果我把「現代文明」當作是一個特有的、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屬於都會的特殊規範時，如果我把這些不是那麼有惡意的那群不是那麼在意文明規範的人當作浣熊，我該批評嗎？我要的是什麼？我想從這個社會要的是什麼？我的要求是對的嗎？
例如，我會希望期盼的是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自在生活的可能性。這樣的期盼是對的嗎？像是說，我發現我的生活裡是真的需要假掰的文青咖啡店；我需要在那裡工作、休息。但我可以期盼北京，或是吐魯番，有這樣的咖啡店嗎？
再來，比如說，我希望期盼的是能在吐魯番自在的生活，因為我很喜歡維族的生活型態，小孩們在街上自在地玩耍、彼此對彼此也很友善。可是我是外地人，而外地人通常不會那麼熱情友善地被對待，像在買東西的時候是有可能被報一個比較高的價格（又或者是我在這樣的旅行經驗中自然而然地有了這樣的刻板印象？）總之，我希望期盼融入他們的社會，但是這樣的期盼是對的嗎？難道我不就應該直接接受了我的外地人身份、我的旅人身份、並接受這個社會，因為過去的歷史脈絡，而比較不能給像我這樣的一個外人那樣的熱情嗎？
或許我可以接受，也可以期待。「文明」的本質，說穿了就是建立在這些「喜好」與「厭惡」上；我們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一些「好」，然後要去管理並掩飾一些「惡」。只是不同社會可能會有不同的「惡」的概念，管理方式也不一樣。所以這一切或許都是我自己在接觸某個社會、某個空間時，「自已的好惡」與「該社會的好惡」的衝撞。我的好惡就是我的好惡啊，我本來就道德符號接受它。或許，對其他社會與空間也是如此？
我必須承認的是，在旅行的過程中，我一直都還沒能調整好心態。所謂的「世界大同」並不是要人接受我，而是我去接受人們，包括去接受他們對我的很自然地提防、小心與些許的剝奪，然後在保護好自己的荷包與人身安全的前提下，還是用一種「交朋友」的心情去對待。
我很慶幸也很感激我能有一些移動的能力。雖然我可能會說論生活上的好惡的話，比起北京我還是比較喜歡台北或倫敦，因為我在這兩個地方比較能找到方便的假掰的文青咖啡店（這是我的好/惡啊）；但事實上不論在哪裡都會有我比較喜歡或比較不喜歡的空間，即使遇到沒那麼喜歡的空間時，還是以一種「交朋友」的心情去對待這個空間吧。
但我們還是不對 tone 啊，喜歡與討厭的事物都不一樣，所以我其實也不能保證這樣的友情會有多深厚、會有多長久。但至少在這個當下，我是真誠地想多認識你的。おはよう！お元気です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