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東西》是一部女性主義電影，講述現代女性探索自己與世界（以及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的過程，同時也是自嬰兒至長者、自熱情少女（女兒）至睿智照顧者（母親）的蛻變歷程。
在這個過程裡，女主角 Bella 並沒有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理論所描述的那位可能會造成妒恨的母親。Bella 自己就是自己的母親，女兒與母親同體。
在這樣的情形下，Bella 在精神上沒有匱乏，她擁有父親全部的愛與包容（伊底帕斯情結並不適用）。藉由認知與接受富足父親全然的愛，Bella 全然地愛著自己。
當然，這個提供全然的愛的角色不一定要是富足的父親；一位富足的母親也可以。只是電影使用父親（或上帝）的形象，以反映主流父權社會與歐美主流宗教的文化脈絡。
重點在於，這是整個歷程最重要的前提：你必須先能全然地愛自己，你才能開始這趟旅程。
因為 Bella 全然地接受與愛自己，她將性的驅力全然轉化為對世界的探索（影片中，她對探索世界的好奇心始於自身的性驅力），而不需要再花精力去處理精神分析學家所說的匱乏、妒恨與恐懼。最後，女主角在與他人的（非/無性）互動關係中，發展出同理與同情的情感特質，以及關懷他人的倫理信念。
我認為這不僅是女性探索與蛻變過程，同樣的旅程也可以用來描述男性「陰性能量」的轉變，也就是：在全然接受自己（愛自己）的前提下，先從性的驅力開始處理，隨後與他人建立（非/無性）關係，最終發展出真正同情與同理的情感面向，以及關懷他人的倫理價值。這可以同樣是男性陰性能量自女孩至母親的精神蛻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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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憐的東西》視為一部女性主義電影之際，我更好奇的是它的「普遍性」（universality）與「特珠性」（particularity）的問題，也就是它在多少程度上代表了女性的、普遍集體的情感經驗？還是它描述的只是一個特定群體的情形？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Bella 的美貌。毫無疑問，美貌是 Bella 的特色、是她的特珠性。但這個特珠性是否讓她的歷程成為獨一、成為非普遍呢？如果今天是一位較不美貌的女性，那她是否被排除在影片所描繪的女性蛻變旅程之外？或者，她會不會便無法與 Bella 的經驗產生共嗚？
我可能會說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影片中強調 Bella 美貌的幾個角色：Max、Duncan 與巴黎的嫖客們，最終還是指向了「性」。也就是說，「性」才是 Bella（作為一位女性的普遍性的候選）與男性關係中的關鍵，而不是美貌。
再說，美貌是比較出來的。我們可以想像即使今天沒有 Bella，巴黎的嫖客們仍然會選擇其他（與 Bella 比起沒有那麼美貌）的對象。因此，「性」才是重點。美貌在這裡並不是破壞這個女性經歷的普遍性的特殊條件。
那麼，為什麼劇中仍然要強調 Bella 的美貌？美貌在這部戲裡的意義是什麼？
首先，美貌不僅是「性」的借位，另一方面，它也代表了人類普遍的、精神上的崇高與美好存在。這個崇高美好帶出的是「稀有」與「競爭」，而這兩者都是「性」很好的催化劑。競爭也進一步帶出劇中的男性角色（Max、Duncan、Alfie 將軍）的各種行為反應。
此外，我們或許可以談談跟美貌有關的「情慾資本」（erotic capital）。「資本」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概念之一，它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一、資本是生產要素之一，可以用於生產（利於生產）。二、不同類型的資本可以相互轉換。三、資本可以累積。
Bella 的美貌的確讓她迅速地在巴黎賺得金錢，可以用來支付她在巴黎的生活費、學費，以及回倫敦的交通費，這是情慾資本轉換成經濟資本。此外，Bella 的美貌也讓她得到 Max 與 Duncan 的青睞，並獲得與 Duncan 出訪歐洲的機會；這是情慾資本轉換為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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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 Bella 有任何非普遍的「特殊性」，或許是她的階級？難道《可憐的東西》終究是一部關於中產階級女性的故事嗎？畢竟只有中產階級女性才能擁有相似的經歷，包括受教育、學習哲學與醫學、在高級餐廳用餐、與醫師或律師交往、出國旅行遊歷等。這些是貧民窟女性幾乎一輩子都不會擁有的體驗。
影片裡強調遊歷、知識的獲取，是蛻變的契機，但是這兩者都需要資本，而越有優勢的階級，越容易獲得這些機會。
然而即便如此，我可能還是會反駁「《可憐的東西》是一部關於中產階級女性這個特殊群體的電影」的說法，因為，「知識有助於個體的解放、成長、蛻變」仍然可以是一個超越階級而普遍適用的宣稱。重點在於：如何能將知識——不論是其建構或是傳播——盡可能平等地普及於社會？
而這個命題也再一次回應了《可憐的東西》描述的自女孩至母親的精神蛻變歷程，因為真正的重點並不在於知識的獲得，而是如母親般對他者的關懷照顧的倫理行動。這個倫理觀點的培養其實並不真的需要什麼知識的累積，而是可以在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習得。不僅如此，對他者的關懷照顧也是打破僵化的階級結構的核心關鍵。因此，我會認為《可憐的東西》雖然是以特定的階級語言說了這樣的一個故事，但是它傳遞的內容及理念仍然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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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許不是？
其實我覺得任何關於「普遍性」的討論，終究會觸及「本質」這件事。正是因為假定全人類擁有某種共同的本質，因此某個面向才會具備全人類共有的普遍性。
但是關於本質這件事，我目前傾向認為有點接近「不可知論」。人類可能擁有某種共同的本質，但那個本質是什麼，我們不太可能真的知道。因為究竟有多少是先天（自然）、多少是後天（文化），我們幾乎不可能清楚地分辨出來。
比如說「性」。的確，性是生物本能，但它同時也是社會建構的。姑且不論不同文化對於性的看法的差異，就連同一個社會，不同的性別對於性的詮釋就不一樣。那麼，性的本質究竟是什麼？裡面又多少是先天（自然本能）的，多少是後天（社會建構）的，幾乎不可能區分。
再以男性的「陰性能量」為例，它在我們這個社會是長這樣子，但在其他文化裡可能長成另一個樣子。又或是關於女兒、關於母親的精神形象，大概也會有所不同（雖然差異可能會小一些）。
而正如前面所說的，《可憐的東西》強調的並不是美貌，而是性。但問題正是在於：為什麼性是重要的？《可憐的東西》所詮釋的性，是不是屬於一種特定文化的性？例如古希臘人看待性的方式，是不是就與這個文化不一樣？如果不一樣，那麼他們問題化性（problemize sex）的方式，當然也會不一樣。
而考慮到這整部電影便是以「問題化（某個特定文化的?）性」為核心，那麼，《可憐的東西》在理論上必定不會是一部普遍性（universal）的電影、必定有其特殊性（particularity）。只是這個以「性」為基礎的特殊性會是什麼，可能還是要從（歷史）人類學途徑，尋找適合的佐證案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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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大概是我目前對於「普遍性」（universality）與「特珠性」（particularity）的想法：存有論上是「不可知」，認識與方法論上以榮格（神話及原型，如阿尼瑪與阿尼姆斯）及歷史人類學作區辨方法，倫理上則是以這些存有及認識論為基礎，回到在地的特殊經驗與脈絡、進行論述與行動。從這些角度來看，《可憐的東西》所提出的問題、給予的回應、產生的共嗚，對我們目前的這個現代社會來說，毫無疑問仍然是重要的。